半城会客厅 | 百年中国三种婚姻模式,你是哪一种?
【半 城 大 话】在约炮盛行的今天,婚姻对于我们意味作什么?前天半城推出一篇中美婚姻价值观比较的文章「美国人的婚姻观:尊重与信任,而非房子和金钱」,想从不同文化模式和制度安排解读当下中国人婚姻关系。也许我们把婚姻问题放到历史的维度来看,更能理解婚姻与当代人中国人的困境。
青年历史学家魏阳博士,先后在南京大学历史学系、哈佛大学东亚系求学,2012年起执教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。魏阳的学术专长是晚明史,此外,他还广泛涉猎人文科学各领域,作为腾讯·大家的专栏作者,他的文字常常在互联网上风靡一时。
2017年6月17日,魏阳应邀做客第五十七期永慕庐论坛之半城大话,纵论中国人百年婚恋观的嬗变。在他看来,百年来中国人经历了个人化的婚恋观、社会化的婚恋观、市场化的婚恋观三种模式的转变。
——Miss 半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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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中国三种婚恋观,你是哪一种?
演讲 | 魏阳 整理 | 赵玉姝
粗略梳理下过去的一百年里,中国人的三种婚恋观模式。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婚姻。
永慕庐讲演现场
一、废婚与自由婚姻(个人化的婚恋观)
中国传统的婚恋观主要受儒家文化和明清帝国社会传统的影响,讲究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。
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和传统帝国的衰弱,传统的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婚恋观瓦解了。新文化运动后,西方新思潮进入中国,伴随着传统社会组织的瓦解,出现了一些新的婚恋观,个人感情的因素在婚恋中的作用越来越被强调。在这段时间就形成了一个冲决罗网的五四婚恋观。
魏阳教授讲演
女性解放和婚姻自由是当时的时髦语言。追求个性解放,个人幸福,反对父权与夫权成为时代的洪流。在这个过程中,传统婚姻的宗教仪式价值被消除了。与此同时,出现了一种个人化的婚恋观,1920年代,无政府主义风行一时,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,任何对个人自由产生束缚的东西都应当被打破,比如国家,宗族,婚姻。当时一些追求极端个人自由的知识份子也对婚姻制度发出了质疑。
1920年,上海的《觉悟》报举办了一个关于废除婚姻制度的讨论,各种观点碰撞,异彩纷呈。在废婚主义者看来,废除了婚姻,就达到了大同世界。还有一些更激烈的观点:“婚姻制度是长期的买卖,娼妓制度,是短期的买卖。”“新旧婚姻均是一种买卖。”婚姻制度就是嫖娼。婚姻就是一种买卖。结婚是批发,嫖娼是零售。
在逻辑上,这种极端化的个人主义婚恋观是成立的,婚姻对于绝对的个人自由必然是一种束缚。但在当时,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观点。废婚论者和反废婚论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,论战的结果是双方达成共识,即废婚的前提是“遗产公有”和“儿童公育”。极端个人化的婚姻观反而得到了一个极端社会化的解决办法。
永慕庐讲演现场
在当时的文坛中,许多作家对这种极端个人化的婚恋观也有一些批评。比如鲁迅有一部小说《伤逝》就批判了当时的个人主义婚恋观。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子君和涓生起初冲破了封建家庭的阻扰,自由恋爱而结合在一起,年岁渐久,由于经济上的捉襟见肘,内啡肽的下降,二人的感情日渐平淡,最终两人感情破碎,女主人公子君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家庭,哀伤地死去,悲剧收场。
鲁迅在他的一次名为《娜拉走后怎样》的演讲中曾说道:娜拉出走后“只有两条路:不是堕落,就是回来。”“所以为娜拉计,钱--高雅的说罢,就是经济,是最要紧了。”
鲁迅认为,新式婚恋观的问题在于女性经济不独立。可是,婚姻的问题,真的是经济问题吗?民国时期的作家中,也有人认为,即使没有经济问题,个人化的婚恋观最终是走投无路的。
张爱玲的小说《五四遗事》用幽默地方式讲述了一群和传统和解的五四新青年。小说中文艺青年罗娶了诗社的红颜知己范氏,与包办婚姻的张氏离婚。结婚后的密斯范整日沉迷于打麻将,曾经的炽热的爱情慢慢地消逝,罗最终接回了自己的原配,一家人最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即使经济上没有问题,爱情也是有保质期的。
二、侠之大者,为国生育(社会化的婚恋观)
作为一种替代品,在1930年以后,社会化地婚恋观越来越强地占据了婚恋观的理论市场。列宁说:“性不是私事,因为两个人的结合就要产生第三个人,那就跟社会有关了。”何止是生小孩,两个人地结合,永远是社会性地事情。
永慕庐讲演现场
30年代开始,随着个人情爱的消退与国家需要的高涨。名族危亡,革命话语,科学,从三个方面对个人化的婚恋观产生了强大的冲击。
在民族危亡的关头,应当牺牲个人的小儿女之情,投入到民族救亡的洪流。女作家谢冰莹在大革命中写下了《从军日记》,在抗战中发表了《抗战日记》。名族的危亡使她从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女人,转变成为为国捐躯的女兵。在《抗战日记》中,她后悔自己过去写的儿女情长,追求个人情感的作品。在民族危亡的洪流中,个人情感在变得微不足道。
阶级的话语和马克思主义有些关系,受摩尔根的影响,恩格斯解释婚姻的产生是由于阶级压迫。男人压迫女人,富人压迫穷人。十月革命以后,苏联的“杯水主义”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社会。阶级话语批判资产阶级婚姻,认为以个人主义为目标的婚恋,是具有强烈阶级属性的。这也从另一方面消解了以个人自由为目标的婚恋观的合法性。
当时的“科学”,也冲击了个人自由为目标的婚恋观。社会学家潘光旦留学回国后,将他在美国时所学习的优生学传播到了中国。创立了中国特色的优生学。他提倡的婚恋指南就是翻家谱。
他的主要观点是:男性负责经济与文化生产,女性负责人口生产;女性应当回家去繁衍人口;科学择偶,科学生育;鼓励自生,自养,自教;家庭事业在于女性难以两全;女性应当在学校学习做母亲;国家的责任要培养新一代合格的母亲。结果非常有趣:当国家社会的需要与个人选择冲突时,在科学和进步主义的面纱下,“优生学”支持了一个最传统的价值观。
永慕庐讲演现场
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,这种集体主义的婚恋观愈演愈烈,到文革达到了高潮。八个样板戏里没有任何情爱的成分,也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,所有人的感情都是由于革命的需要而在一起。个人情爱的话语在文革中消亡了。
三、爱情买卖(市场化的婚恋观)
文革后,个人化的婚恋观曾有过短暂的回归。不过很快,市场化的婚恋观成为了一种新的潮流。
1980年至今,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,把婚恋作为市场现象来进行理解。它把婚恋当作是一个市场行为。婚姻的本质是交易,投资行为。婚姻的缔结,延续,维护和解除,符合市场基本规律。婚姻变成了一种技能。
现在有一些专门教授学习婚姻技能的课程。他们认为婚姻的本质是经济行为,所以应当遵循基本的商品原则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。婚姻属于规模经济,两人的结合可以降低生活成本,婚姻是一个耐用的消费品,是一个价值积累的过程,讲究收益与投入的对称。
这种婚恋观完全用市场的语言和逻辑理解婚恋。比如,婚前,做好市场调查。通过长时间相处,消除信息不对称。要磨合金钱观,使两人的价值取向,消费理念,性格容量尽量配合在一起。婚前要把大资产的经济账说清楚。法律常识大于道德批判;婚前协议大于事后翻脸。
婚内,做好资产的保值增值。做好家庭的大类资产配置,沉默成本和机会成本要好好计算,要做好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。遇到分歧要用非暴力沟通。
婚后,要善后资产,降低损失。学习商业谈判,互有让步的谈判才能成功。
这种市场化的婚恋观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流行文化。比如2009年一首叫做《爱情买卖》的歌曲。歌词唱到:“出卖我的爱,逼着我离开,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,出卖我的爱,你背了良心债,就算付出再多感情也再买不回来,当初是你要分开,分开就分开,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,爱情不是你想卖,想买就能卖。”
《爱情买卖》这首歌曾火编大江南北,虽然歌中声称爱情不是一场买卖。但是仔细分析歌词会发现,作者就是把爱情当作一种市场行为来理解的。
讲演结束后读者与魏阳教授在永慕庐前合影留念
上述这三种婚恋观,并不是线性的存在在历史中,同一时期,这三种婚恋观都可能存在,只不过是哪个占主导的问题。
我们是否需要婚姻呢?这件事当然是冷暖自知,是没有标准答案的。但是对于历史上曾有过的婚恋观的考察,可以让我们知道,我们处在什么样的观念传统之中,我们对于婚恋的态度,是由什么所造成的。这种体察,可以让我们更理解自己,也更理解自己所作出的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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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编︱赵玉姝
摄影︱焦宁一
视频︱陈思
半城编辑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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